上午老蔡来了。一听这个称呼，你定以为是个男人吧。其实她是个十分有风韵的女人。我若是个男人，也是会喜欢她的。她的美不是妩媚，而是带着菱角与锋芒。但在我看来，这反而更加的增添了她的魅力。我不太欣赏那些嗲嗲的女人，在男人面前不停地抛媚眼，甚至搔首弄姿。总觉得那些美过于的肤浅与浮夸。我更喜欢那些有性格的、有风骨的、有智慧的，同时又十分有才情的、有故事的女人。老蔡无疑就是。

在今天之前，我们俩其实也只见过一次。但当今天第二次相见时，我们又仿佛已经见过许多次了，乃至是十分熟识的老友了。她每天看我的文章。她说自从第一次见面后看了我的文章，就爱上了。从那以后，一天不拉地看。后来就成了习惯。且通过看我的文章，也更加的了解我。又因为越来越多地了解我，甚而也越来越喜欢我。

她是一个产业协会的会长，平常人们想见她，还挺难。但是对于她想见的人，她总能抽的出时间。她几次说到我这里看看，我说那就今天。很快，她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手里提了一个沉甸甸的装帧精美的礼盒。

我问她喝咖啡还是茶？她说客随主便。我就给她现做了一杯美式咖啡，另外又配了几块小饼干。坐下后，我们就聊开了。我发现我们许多地方十分的相似。思维敏捷，行动迅速，骨子里刚正不阿，但又是一个文艺青年。

正聊得投入，门铃响了。德邦送来几个大件，原来是我定制的一张大桌子。她起身帮我去收拾组装，真是雷厉风行，嘁哩喀嚓，只一会的功夫，全都拆箱组装好了。我本打算请她一起午餐，可是她说她不吃午餐，更不敢过多的打搅我。我们俩既然相似，我便懂得她的心意，绝非是假意推诿。于是我说好，那就待下次。临走前，她赞美我这里的一切，又赞美我窗前摆放着的那幅振渊在年前送我的小书法，上面写了四个小字“福至心灵”。我见她喜欢，就借花献佛，将这幅作品送给了她。她说她特别想看我写的小说，于是我从书架上拿了《天国归来》给她。我说就剩这一本。她说看完还我。我说好。我通常很少送书给人，除非人主动想看。就像除非别人来问我一些问题，否则我也很少主动去与别人说些什么。我觉得无论炫耀什么，都不太合适。即使是炫耀自己的思想，许多时候也是不恰当的。特别是一个女人。我并没有任何轻视女性的意思，而是现实如此。所以除了写作，我很少在日常的对话中表现得高深莫测。

今天一早起来一直在听门罗的《幸福过了头》。这是一部由女性作家完成的关于一部杰出女性的小说。以19世纪俄国女数学家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卡娅为原型，将一位女性科学家的生命褶皱层层展开。她既是数学领域的星辰，也是世俗偏见下的困兽；既是历史的真实存在，也是门罗笔下被重构的符号。门罗以冷峻的笔触，将索菲娅的一生编织成一场关于性别、知识、幸福与宿命的辩证——这不仅是索菲娅的寓言，更是所有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跋涉的缩影。即使时至今日，在男女完全平等的今天，我在许多会议场合，依然是男性远多于女性。有时，整个会议甚至常常只有我一位女性。可想而知，在十九世纪，在普遍的认为女性只与束身衣、敞篷裙以及生儿育女有关的年代。索菲娅的数学天赋如同一把双刃剑：它赋予她超越时代的理性光辉，却也成为男性世界排挤她的理由。索菲娅的挣扎，揭示了女性知识分子的普遍困境：她们的才华必须足够闪耀，才能穿透性别歧视的阴云；但一旦闪耀，却又被视作对既有秩序的威胁。  

索菲娅临终前那句“幸福过了头”，既是对命运的嘲讽，也是对自我的叩问。她所获得的荣誉——月球上的环形山以她命名——在传记中或许是勋章，但在门罗的小说里，却成了孤独的纪念碑。真正的幸福，或许从未属于她，而是被时代的潮水冲散成了碎片。

小说标题“幸福过了头”是一句充满反讽的谶语。索菲娅临终前的喃喃自语，既是对一生追求的回望，也是对幸福本质的诘问。索菲娅的爱情悲剧尤其耐人寻味。她迷恋“具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却又鄙视他们的傲慢；她渴望平等的灵魂共振，却不得不接受爱情中隐含的权力不对等。门罗的笔触超越了简单的控诉，而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生命哲学：幸福或许并非目标，而是对苦难的清醒接纳。

《幸福过了头》或许在于它撕开了“女性成功”的幻觉面纱。索菲娅的成就无法消解她的孤独，她的荣耀反而成为另一种囚笼。门罗借此追问：在一个尚未准备好接纳女性天才的世界里，幸福是否注定是一种奢侈？

然而，小说的力量恰恰在于它的“未完成性”。索菲娅的死亡不是终结，而是觉醒的延续。她的故事提醒每一个女性：真正的自由，或许不在于颠覆世界，而在于以清醒的目光凝视自身的困境，并在裂缝中播种反抗的种子。正如门罗所写：“做你想做的，接受其后果。”——这既是妥协，也是宣言；是无奈，更是勇气。 

索菲娅的环形山永远悬于月球，而门罗的文字，则为所有在暗夜中跋涉的女性，点亮了一盏不灭的灯。我庆幸，我可以最大程度的活成自己。老蔡也是。

沈思源于2025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