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九刚：茶叶之路是国际贸易大商道

作者/孙树恒

一

坐落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的大盛魁文化博物馆，作为内蒙古地区首家老字号文化场馆，汇聚了丰富的历史文物和珍贵的资料。这里不仅记录了大盛魁乃至呼和浩特市的历史变迁，也展现了大盛魁文化的独特魅力。大盛魁文化博物馆开馆不到一个月，已有大量的国内外游客，仿佛在穿越时空隧道，回到了那个古老而繁华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探寻三百年前历经二百七十年的跨国贸易大商号，万里茶道的旗舰店的深厚底蕴，感受大盛魁多民族融合的文化之美。

近年来，蜚声中外的茶叶之路引起了史学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与丝绸之路相比，茶叶之路是近代才出现在欧亚大陆上的国际商道，与两千多年前出现的丝绸之路存在着某种本质的区别。6月16日阳光明媚，微风和煦,，正是出游的好时光 ，大盛魁文化博物馆游客如织，兴致盎然。

在大盛魁文化博物馆，万里茶道协作体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委员、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会长，著名作家邓九刚和大盛魁商贸公司董事长、大盛魁文化博物馆馆长宋治国，应邀与蒙古国专家学者进行“品茶论道”，把一条被历史尘封的国际商道在交流中延伸开来。

二

邓九刚是一位作品题材丰富的作家，他的许多中短篇小说题材涉猎非常广泛，邓九刚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电影、电视剧本大约三四百万字，以北方商旅为题材的系列小说作品有《驼道》、《驼村》、《驼路歌》、《驼殇》、《大盛魁商号》、《茶叶之路――欧亚商道三百年》、《走西口》等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景观。长篇小说《大盛魁商号》再现中国历史上北方最大一支商旅的独特经历，被冠以“本土第一部商业哲理小说”，有评论家称其为：“当代文坛独一无二的小说”、“当代奇书”。

对于创作《茶叶之路》，邓九刚说“最初的动因就是一种好奇。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人，生活在草原上。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就听到父辈们讲述，在我们大青山，就是阴山山脉的后边有一片茫茫的草原，那个时候呼和浩特的老辈人中间有许多从事驮运业这个特殊行当的。他们牵引着庞大的驼队，穿越茫茫的草原、戈壁，走到很遥远的地方。出于对这种特殊生活、特殊行当的好奇，在我成年之后，拿起笔来写小说时，就把写作题材锁定在了这条商道上”。

邓九刚为了揭开被国人遗忘的、曾经在中国历史上与丝绸之路同样起过重要作用的茶叶之路的奥秘，他查阅了大量资料，找到了很多具体的历史记载，发现关于商道的故事不是传说而是真实的历史。令邓九刚感到更加震撼的是，他发现这条商道是继“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道，这条国际商道，在十七、十八世纪，乃至于二十世纪初，滋养了整个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和兴起的俄罗斯国家。在遍阅众多翻译资料后，为了求证这条茶路的存在，邓九刚深入山西、河南、湖北以及俄罗斯恰克图等城市去追寻清代晋商一路贩茶从福建到俄罗斯的路线。

　　待旷日持久的采访结束后，邓九刚心思突然复杂起来，这条商道在历史上的影响和意义之大，出乎他的意料。于是，原本写小说的计划被搅乱了。邓九刚觉得应该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还原那段历史给读者，他洋洋洒洒写下后来被他自己称为“四不像”体裁的《茶叶之路》。

　　邓九刚说“在我写作这部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寂寞、孤独的过程，对中国、俄罗斯和欧亚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国际商道，曾经那么辉煌，却被世人忘记了，我是怀着一种悲凉、遗憾的心情开始探寻和研究的。”邓九刚认为，为便于学术研究，相对于丝绸之路，称中蒙俄茶路为“茶叶之路”为好。邓九刚研究中蒙俄草原茶路的著作最后就叫《茶叶之路》。他收集资料和写作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正经历加入WTO的艰苦谈判。

　　2000年《茶叶之路》出版发行。《茶叶之路》引发了北京、山西、福建以及港澳台等地的“茶叶之路”研究热。俄罗斯、蒙古以及美国等国家的许多城市先后创立了研究茶叶之路的新学科，以“茶叶之路”命名的基金会、研究会、论坛会、艺术节、博物馆等也相继出现。

　　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国民在为邓九刚《茶叶之路》一书所做的序中如是说。“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许多年里，这条曾经对我国北方、对整个蒙古高原、对西伯利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的国际商道，几乎在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是邓九刚唤醒了我们的记忆，他的《茶叶之路》也使得这条商道重又复活了。”

内蒙古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扎拉嘎胡这样评价：“邓九刚以茶叶之路纵览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俗民风、城市建设、外交等方面，将200多年前的茶叶之路展示在了世界经济的舞台上。”《茶叶之路――欧亚商道三百年》，这部作品给予中国清代中俄、中蒙国际贸易的重要通道“茶叶之路”以全方位的展示，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邓九刚已经写了五本有关茶叶之路的书，现在正在写“茶叶之路那些事”。

邓九刚说茶叶之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国际商道，虽然其开辟时间比丝绸之路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其经济意义以及巨大的商品负载量，是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俄罗斯学者称为”伟大的茶叶之路“，确实万里茶道是伟大的国际贸易商道。这条"万里茶道"被喻为联通中蒙俄商贸友谊的"世纪动脉"。

三

万里茶道是晋商明末清初开辟的从武夷山下梅到俄罗斯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路线，总长1.3万多公里，纵贯祖国南北方，是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一条重要国际商道。

万里茶道的形成与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一带的游牧民族生活需求有直接的关系。他们长期生活在纬度较高的寒冷地带，日常饮食以食肉、饮乳为主，缺少水果蔬菜，难以补充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由于茶叶具有解腻、提神、增加热量、补充微量元素的作用，对他们来讲是须臾不可或缺的饮品，"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茶叶作为生活必需，被誉为"健康天使"。

据《俄中商贸关系史述》记载，在恰克图市场（清代中俄边境重镇）贩卖的茶主要来自福建、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等地并按照茶的品级优劣分，最高等级的茶叫“商号茶”（有专属商号名称）、中等的叫“山西茶”(山西人经销的)、普通茶为级别最低的。有包装精致的红茶、花茶，还有加工成普洱茶的“团茶”。绿茶中最高级别的是“莲心”茶，还有黄茶和砖茶。砖茶主要销往西伯利亚和贝加尔湖地区的平民，其他茶叶为俄国中高阶层人享用。

马克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中写道：“在中俄贸易中，清政府出口的主要商品是茶叶。”1689年 (康熙二十八年) 彼得大帝时的沙俄政权与清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允许两国百姓贸易互市。《尼布楚条约》后， 俄国商队纷纷来到中国北京、库伦 (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府乌兰巴托) 、归化 (今呼和浩特市) 、张家口经商，早期俄国使团、商队来华的路线奠定了万里茶道的雏形。公元1727年， 雍正五年的清政府与彼得大帝的继承人叶卡捷琳娜签订了《恰克图条约》, 规定以恰克图与祖鲁海图为中、俄边贸口岸， 加上尼布楚共有三个口岸。恰克图俄国人称为“买卖城”, 于是恰克图很快繁华兴盛起来。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双方贸易发展进入了一个快车道，这直接促成了万里茶道的形成。所以当时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在内外蒙古市场，砖茶最为畅销。有来自湖南安化的黑砖茶；湖南临湘的青砖茶、米砖茶；湖北蒲圻、咸宁的帽盒茶、青砖茶、米砖茶等。

据邓九刚介绍，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如今擅长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　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当年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

邓九刚说，虽然这条商路是以茶叶命名，但茶叶只是大宗货物之一，”上至绸锻，下至葱蒜“。其他如丝绸、药材、干果等货物数量也非常庞大。这些货物的来源遍布大半个中国。同样的，俄国的轻纺织品、皮毛、粮食和其他日用百货也是沿着这条网络流到中国的广大市场。”

茶叶之路出归化城后向北延伸，有三条大的商道，它们是明清两代与欧亚大陆贸易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商之路，并加强了蒙古与内地的联系。这三条商道分别穿过蒙古高原的东中西部，其覆盖范围很广，触角几乎深入到每一座蒙古包。

在茶叶之路的万里征途中，来自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商人、拉骆驼的驼夫、骆驼、马和狗，那些赶羊的羊工，赶马的马工....生死相依、团结一心，战胜荒野中的风沙雨雪，战胜草莽中的盗匪猛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充分表现了人类共有的英雄气概。直接促进了蒙古商业、手工业、驼运业的兴盛，　商人、伙计、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牧民，再加上僧侣，蒙古的社会结构不再像过去那么单一，而是变得复杂和丰富多彩，呈现出综合经济的发展趋势。更为重要的是，不少蒙古牧民不仅放牧自己的牲畜，还揽放驼庄的骆驼以获取可观的收入。

在邓九刚采访的100多名茶路老人身上，个个透出这种伟岸自信、豪迈坚韧的气概。“没到过库伦，那叫没出过家门儿！”经他考证，各行业前后行走于茶路的商人、驼夫总数大概在30万~50万之间。 

至今，邓九刚仍不时想到，19世纪末叶，如果在俄罗斯草原深处看到一堆白骨，那也许未必是俄国马车夫的遗骸，说不准正是倒下的中国赶驼人。

四

邓九刚说，17世纪末开始，中国茶逐渐风靡世界。当时中国茶叶出口已超过瓷器和丝绸，约占出口货物的90%。欧洲人以茶为极品，尤其是在英国，甚至自成一套茶体系。

历经数百年，中国茶叶通过茶叶之路传播至世界各地，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

2019年，第7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将每年5月21日定为“国际茶日”。这无疑是对中国茶和茶文化的肯定与褒奖，是属于中国的荣耀。

茶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沿线各国人民交流的重要媒介。

茶叶之路对蒙古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茶叶作为茶路上最重要的商品，还影响了蒙古的货币形式。19世纪的蒙古纸币甚至以砖茶(蒙古人称黄茶)作为保证金，因为砖茶本身作为整体不被分割。以砖茶为保证金的纸币和茶叶还可以作为货币流通。蒙古商品也是用茶叶来标价的，1870年，一头活羊值10到16个黄茶，而一头活牛则值30到50个黄茶。在靠近乌兰巴托市中心的库伦老市场，一头羊的前半身值两个半到四个黄茶，肉多的羊后半身则值四到六个黄茶。

在茶叶之路上，活跃着一个庞大的、通晓俄语和蒙古语的队伍。出于生意上交流与沟通的需要，商人们会主动学习蒙古语和俄语，“舌头”亦即鏖战商场的本领。归化流传着一句民谚:“一条舌头的商人吃穿刚够，两条舌头的商人挣钱有数，三条舌头的商人挣钱无数。"于是，一种汉语、俄语、蒙语交杂的交际语言出现了。中国商人把它叫做“买卖语”。

对万里茶道不仅仅是国际商道，更是一条文明交融之路，思想交流之路，文化传播之路。茶叶贸易使岭南文化、湘楚文化、中原文化、秦晋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相交融，各民族的情感得以沟通。它汇聚了丰富的茶文化、骆驼文化、马文化和宗教文化以及语言文化，这些文化元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事实上，茶叶之路像丝绸之路一样，都是东西走向，横亘于欧亚大陆的陆上大通道，所承载的除了商贸，还包括了国际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诸多交流，共同构成了万里茶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五

邓九刚说，纵观中外，当人们谈到茶叶之路时，不约而同都会提到一座城市，那就是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俄罗斯有关呼和浩特的记载是在1638年，而这也是中国茶叶首次进入俄罗斯的时间。大约从那时起，归化城这座城市的名字就深深印在俄罗斯人的脑海中。

可考的文字记载，清代的归化城正处在大清版图的中心位置，成为对俄贸易的重要商业桥头堡。与丝绸之路相比，当我们谈论茶叶之路时，必须将其放置于世界近代史和欧亚大陆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和研究。

归化城早先有别名“召城”，召就是庙，在当地属藏传佛教。民谣说“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闪耀着宗教圣灵光辉的召城，在茶路兴盛的前后300年间，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城，上百家专事俄蒙贸易的通司商号在此形成强大的商业集团。因地处中俄通衢，这里是八方驼道的枢纽，养驼业因茶路达到高峰，盛时达16万峰。它由昔日的一座日夜闪耀着圣灵之光的召城，又是拥有十六万骆驼的驼城，是“屏藩朔漠”守护西北部边疆的兵城。　

据康熙末年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日记》记载:“归化城……外番贸易者，络绎与此，而中外货亦毕集，乃扼要之地也。”由此可见，归化城已经成长为茶叶之路上的重要商业中心。归化城每年的牛、马、羊等牲畜的吞吐量多达几十万头。　

在此，佛教与商业相互促进，二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逢寺庙修葺、庆典，商人们都积极捐献钱物，出手阔绰。作为回报，若是遇上某商号开张或有喜庆之事，喇嘛们也都到场为其诵经祈福，祝其生意红火。喇嘛乃至活佛还亲自出面帮助商人促成生意。同时，喇嘛也可以做生意，僧人又是商人。旅蒙商人、商号和庙宇之间的良好关系一直保持了200多年。藏传佛教的有力支持让旅蒙商人如虎添翼，而商人们的资助也促进了蒙古族佛教文化的繁荣。

六

茶叶之路开通以来保持了170年的平衡被击破，中国商界被抄了后路。在俄方占据水运交通、通讯手段的绝对优势下，中国商人在茶叶贸易的利润完全被俄国人夺走，生计顿失。短期内，恰克图买卖城数百家中国茶行字号锐减至十余家。

在1868年（同治六年）盛夏，巨商程化鹏会同各家商号掌柜乘马拉轿车自归化浩浩荡荡来到绥远衙署，拜见绥远将军裕瑞，呈奏折吁求皇上准予过恰克图赴俄罗斯经商。同治御批：“依议。钦此。”此事距17世纪末归化商界提出过境经商和彼得大帝派团邀请中国商人到俄国经商已晚了 170年。

    中国商界开始为收复商业失地背水一战。退守归化的华商们悲情涌动，纷纷重返恰克图。在归化城通司商会的统一调遣下，江南各省茶叶汇集北方，从归化、张家口、包头、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多点启程，千人万驼旌旗猎猎慷慨高歌跨出国门，直奔俄罗斯帝国腹地。驼帮动处，沿途汉、满、蒙、回官员民众谆谆嘱托，殷殷祈福，夹道送行。“至西伯利亚之塞地，几于日出日没之处，无不见中国人之足迹。……胡服辫发，姗姗而来。”从伊尔库斯克、托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到比斯克、上乌金斯克、下乌金斯克，从秋明、奥伦堡直到莫斯科、彼得堡，似乎在一夜之间撒遍了中国商号。

    驼帮同轮船竞赛，信狗和电报竞赛。1869年，中国商人对俄输出茶叶11万担，同俄国商人打了一个平手。1871年中国商人对俄输出茶叶至20万担，俄国商人从中国市场拿到的仍是11万担。几年之间，被朝廷鄙夷排斥的中国商人曾爆发出伟大的力量，博得历史一瞬的辉煌。

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茶叶之路在历史上消失。从此，芳草萋萋，遮盖了驼帮踏出的万里茶道。

七

这些年，中俄、中蒙数十个边境口岸相继开设。丝绸之路遗址上的欧亚大陆桥和茶叶之路的后身、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铁路也早已开通。

2016年，中蒙俄三国成立了“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万里茶道”在原国家旅游局的支持下，共同开发中俄蒙境内段“万里茶道”国际自驾车、专列、包机、旅游夏令营等旅游产品。以联盟秘书处的名义分别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盛魁景区、蒙古国乌兰巴托市、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竖立“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纪念碑。

　认真落实中央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其中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这一大任务　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推进边境旅游试验区、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以打造“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品牌为纽带，推进中蒙俄跨境旅游发展。着力打造和输出一批体现中华优秀文化的艺术精品，创新开展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

一片古老的“东方树叶”，途径中国9省区，览尽南国水乡的旖旎、中原腹地的壮美、塞外大漠的雄奇，跋涉万里，抵达欧洲大陆，走出了“万里茶道”的传奇旅程。这条繁荣两个半世纪的国际古通道，纵贯中蒙俄三国、横跨亚欧大陆的“通路”，留存下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万里茶道”这条“世纪动脉”将迎来更多机遇，这将使三国之间的人文交往变得更加密切、旅游合作与发展将更加繁荣。

八

宋治国说， 曾经辉煌的“茶叶之路”到如今，虽然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在苍茫的蒙古高原、寒冷的西伯利亚大地上，在一条由商人、驼夫以及他们商队中的骆驼踩踏出来的道路上，仿佛依稀还能看到，在沉落的夕阳下商旗猎猎，令人唏嘘不已。其中归化的大盛魁商号是商业集团的代表，也是300年以前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这家活跃于万里茶道的中国旗舰商号，是谈论茶叶之路时绕不开的话题。大盛魁”是清康熙后兴起的。是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三个贫苦汉子白手起家，它的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其分支机构包括钱庄、票号、茶叶加工厂、粮油加工厂、制药厂、酒厂、驼场、马庄、羊庄等，遍及归化、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张家口、营口、锦州、包头……活跃在茶叶之路上的大盛魁高峰时，动用资金数亿两白银，“一个大盛魁，半个归化城”。间接带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几十万人口的生计。大盛魁商号极盛时，有骆驼近两万峰，员工六七千人，而且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蒙古族，少量的回族、满族等，大盛魁以市场为导向，举凡蒙古人需要的，都尽量采购，因此“集二十二省之奇货”，经营的商品种类齐全。它拥有清廷所发的“龙票”，即盖有皇帝印玺的经商信票，以放“印票”帐“印票”即为清代蒙古王公贵族需要贷款银两和赊购货物时，由蒙旗官府开具盖有官印的借契。大盛魁商号极盛时，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蒙古的王公贵族及蒙民大多都是它的债务人。

久而久之，能在广大蒙古牧民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其资本十分雄厚，声称其资产可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亚洲第一商号，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据史料记载，大盛魁的经营范围以呼和浩特为中心，西至阿拉善，东到海拉尔，覆盖包头、集宁、通辽等地，并延伸至蒙古国库伦(今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俄罗斯莫斯科等城市。茶叶之路的早期开拓者其实是世代生活在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茶叶之路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在大盛魁博物馆里那些历史资料与文物一起,佐证了茶叶之路以及大盛魁的历史。

九

采访交流结束后，邓九刚为蒙古国专家学者题词“茶和天下”和“万里茶道”两幅字，致以美好的祝愿，让自己呕心沥血从尘埃里唤醒的万里茶道重放光芒。

宋治国和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秘书长张钰与蒙古国代表团成员：.蒙古茶叶之路发展基金执行董事Ts. Shurenchimeg、蒙古国茶叶之路发展基金董事会成员、阿勒坦布拉格自贸区负责人E. Ganbold就合作进行了商谈，初步达成了意向。这是大盛魁在新时代重启茶叶之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诗词学会会员，西部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通俗文艺研究会副秘书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