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万驼之城”怎么说没就没了

作者/孙树恒

一

骆驼是随着万里茶道的起落而起落的。

从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茶叶之路穿越中国南方至西北边陲，跨越万里，连接了福建、湖南等地与俄罗斯及中亚、欧洲。这条“万里茶道”，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条重要的国际贸易大商道。

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位于清朝版图的中心位置，是通商要道，是商业重镇，驼运业是当时归化城贸易经济的主动脉。万里茶道上，茶叶北运至归化城，再往北，所有货物改用骆驼运输。

随着大盛魁、天义德和元盛德这些商号的发展兴旺过程中，相应的产业链“驼庄”应运而生，在归化城又衍生出了大大小小的骆驼养殖户，高峰时归化城骆驼最多时达二十万峰以上。连康熙皇帝也曾在此留有“森森万骑历驼城，沙塞风清碛路平”的诗句。

著名作家邓九刚在《我的故乡我的城》所述，归化城驼运业兴盛时，走外蒙古的骆驼数量高达14万峰至15万峰，同时还有约4万峰骆驼常年往来于新疆的伊犁、乌鲁木齐等地。这表明，在驼运业的高峰期，归化城的骆驼总数可能超过二十万头。大商号如大盛魁等，都自养着大量的骆驼，其养驼数量占了归化城的大头，并自开驼运店，为商业运输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

骆驼交易是驼城兴衰的标志。

地理条件得天独厚的归化城，“北头起”的后沙滩、北沙梁、太平街一带，许多商人聚集于此，他们经营着与骆驼息息相关的生意，如骆驼的买卖、租赁、运输等，形成了一个以骆驼贸易为核心的商业社区。

驼庄，主要有东寺巷的天盛昌、太平街的双合功（大同班子）、城内税厅巷的万盛义（大同班子）、义和堂、德和堂，以及后沙滩的世德堂和元恒昌等驼庄，都是历史悠久的交易场所。它们有的是字号，属于合股经营，有的则是堂名，由单独经营者自立。

骆驼的卖主多来自跑外蒙古和内蒙古后草地的字号、堂名或单帮。

驼庄在骆驼交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不仅依靠牙纪（即中介）来介绍买主，确保交易的顺利进行；还有专门的“上街的”人员负责招揽客人，扩大交易的范围和影响力。买主和卖主都与驼庄建立了深厚的商业关系，彼此称为“相与”，体现了驼庄在骆驼交易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

驼桥，“我说的“桥”应该加引号，是有特指的，说的是市场。”是当地骆驼交易的重要场所。驼桥最初设立在庆凯桥一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易需求的变化，驼桥后来移至都统衙门的照壁底下，并因此地名被称为“驼岗子”。这一变动不仅为骆驼交易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地点，也进一步巩固了骆驼交易中心的地位。

驼桥的交易时间与其他牲畜交易相似，每天上午8点开始，到中午12点收市。这是因为下午需要放牧骆驼，所以交易活动只在上午进行。

在交易过程中，放牧人会早早地将骆驼从城南牵到驼桥上，等待牙纪（即中介）带领客人前来相看。这些客人根据来源不同，分为东路、西路、南路和本地四种。东路客人主要来自北京，他们不仅收购用于门头沟驮煤的骆驼，还购买供宰杀的菜驼。西路客人则是来自新疆奇台和巴里坤的驼户，他们与归绥的驼户进行骆驼的买卖和交流。

在这一时期，骆驼的价格根据品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好的骆驼每头价格高达80两银子，而普通的骆驼则在五六十两银子的范围内。春天由于骆驼劳累和生病，其价格会相应降低，乏驼和病驼的价格可能只有一二十两不等。牙纪们都要向归化城“二府衙门”领牙帖方允许经营 ，头等牙帖每年交固定税60元，二等牙帖每年交固定税30元。

然而，外蒙古宣布独立后，对中国进行封锁，导致骆驼的来源被断绝。从1930年开始，驼价开始持续上涨，每头骆驼的价格由二三百元一路飙升，直到解放前涨至七八百元。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骆驼市场的供需关系，也反映了当时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对驼价的影响。

在驼桥上成交的骆驼，交易完成后需要向归化关（民国以后改称塞北关）报税。按照规定，买方需要承担3%的交易税和3%的附加税。这一税收制度体现了当时政府对骆驼交易的管理和调控，也保证了税收的稳定收入。

在清朝时期，驼桥上的骆驼交易量非常大，每年能通过的骆驼数量达到20万头以上。这不仅体现了驼桥在骆驼交易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当时归绥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与边疆地区的经济联系和贸易繁荣。

驼社在骆驼交易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骆驼贸易方面。最初，归化城有四个主要的驼社组织，各具功能：

福庆驼社，这是由牙纪和驼庄组成的驼社。牙纪在驼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每天负责登记各家驼庄的交易头数，并对每头骆驼征收一钱银子的费用，用于宗教或祭祀活动的费用以及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差事。

新疆社，这个驼社主要代表那些走西路（即通往新疆的路线）的驼户。

集锦社，这个驼社代表了那些既经商又养驼的商家，为商家和驼户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合作的平台。

俱进会虽然俱进会原本是一个政治社团，但由于受到回民驼户的影响和控制，它也代表了驼社的利益。

这些驼社组织在归化城的骆驼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不仅为驼户和商家提供了一个交易和合作的平台，还通过牙纪等角色确保了交易的公平性和透明性。同时，驼社还通过收取费用等方式，为驼户和商家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三

骆驼不是说没有就没有了。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由于战乱、军阀混战以及十月革命等历史事件的影响下，民国初期就开始下滑了，只有有养驼户五百多家，四家驼社，在1923年京绥铁路通车以前，只有七万多头骆驼。

二是随着外蒙古的独立，是在1921年宣布的，并在1924年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切断了中国与俄罗斯之间通过蒙古地区的传统贸易路线，这条商道的中断导致了驼运业务的锐减。

三是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以后，主要旅蒙商号大盛魁已经关闭，驼队大幅度脱落，所以承担运往西北货物的工作，主要是靠回族驼户。

当时回族驼户有骆驼五千多峰。有的驼户是自营货物运往西北，有的是专门为客商拉脚。较大的回族驼户有曹"德厚堂"、杨"福喜堂"、孙"和盛公"、马"富亨元"、王"兴盛恒"、逯"聚盛德"等。民国十八年至二十六年(1929-1937年），是回族驼运最鼎盛时期，一年营业额约30万银元，盈利为10万元左右。

到1933年，据官方调查，尚有42800头，登记在四家驼社户头上的有8000多头。集锦、新疆和俱进三社拥有的驼数差不多，福庆驼社只掌握存场骆驼和小户的散驼。这个时期，遇到征用骆驼，四家驼社以高价雇用，遭受损失按值赔偿，开支款项由四家驼社分摊。

四是在1933年至1943年，军阀盛世才统治新疆并实行封锁政策的时期，新疆的对外贸易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由于出入新疆的贸易被严格限制，许多原本依赖长途贸易为生的驼户们不得不调整他们的经营策略。

这个时期，驼户们主要将经营重点转向了前山后山（大青山南北）以及附近的县城，进行日用杂货的小买卖。尽管这种转变使得驼户们的贸易范围大大缩小，利润也相应减少，但在封锁政策的限制下，这已经是他们能够找到的较为可行的生计方式了。

五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包括归绥（今呼和浩特）。日军占领后，驼户们的外出经商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根据日军的规定，任何驼户如果打算出境（即离开日军的占领区）进行商贸活动，都必须经过日伪“贸易通商会”的严格审查。即使审查通过，驼户们也需要接受日军的严密监视，日军会派人跟随回族驼运驼队，监督整个贸易过程。

这样的限制和监控措施给驼户们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损失。首先，审查过程繁琐且耗时，使得驼户们难以把握商机，由于日军的干预和剥削，驼户们的利润也大大减少，阻碍了当地驼运经济的发展，也给驼户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损失。

六是在1930年的军阀马鸿逵的西军需要征用2000头骆驼以支援其军事行动时，驼运公会作为一个负责管理骆驼运输的民间组织，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采取了一种无奈的措施：让军队自行抓取骆驼。那些家中骆驼被军队抓走的家庭将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七是在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傅作义的军队为了军事行动的需要，把归绥市的骆驼编入其后勤运输队，这导致了归绥地区的驼庄、驼户从而破产。驼桥作为驼运业的重要交通设施，也随之衰落。驼社作为驼运业的社会组织，也自然解体了

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进步，铁路和公路的建设逐步扩展，更加高效、快捷的运输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骆驼运输。火车和汽车的普及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使得笨重的骆驼运输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八是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驼工们的生活，回民生产供应社把所有的回、汉族驼工组织起来，成立了回民驼运组，参加的驼户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骆驼带了进来，当时带进的骆驼就有三千多峰。驼运组为了积累资金，扩大生产，增加收入，改善驼工们的生活，组织大家跑短途运输。1952年，呼和浩特的行业归口，驼运组的业务范围逐渐扩大，驼运组转为呼和浩特驼运合作社。昔日的驼运合作社，已经没有了骆驼，后来成为呼和浩特第二运输公司。

四

万里茶道在世界历史上存在了近三个多世纪，驼运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商业活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推动了沿途经济和城镇的繁荣，更孕育了独特的文化群体和社群生态。这些群体在茶道的运营、维护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存在，使得万里茶道不仅仅是一条商业通道，更成为了一个连接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桥梁。

驼运，无疑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政治角度看，它巩固了北方地区的安定，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从经济角度看，它促进了北方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发展。而从文化角度来看，驼运也为各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桥梁，使得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得以展现和传承。

驼运、驼工和骆驼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贡献。它们不仅承载着沉重的货物，更是连接了远方的文化与经济，为归化城乃至整个地区带来了繁荣与发展。

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因为它曾经发生过，更因为它所蕴含的精神力量。驼工们的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骆驼们的忠诚与耐劳，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宝贵品质。

当骆驼脱下沉重的货物，转而踏上为人类带来欢愉与探索的旅程，它们的足迹在沙漠与远方交织成一幅幅美丽的画卷。我们永远铭记这一转变，不仅是对骆驼辛勤付出的致敬，更是对人类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的赞美。愿骆驼在新的使命中继续书写传奇，成为连接人与自然、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参考资料：

邓九刚《回望驼城》

代林、马静主编《大盛魁闻见录》

代林主编《回族驼运》曹梦麟、甄可君《中国的"丝茶驼路"》

《回族驼运》丹昌国《呼和浩特回族驼运概况》

《回族驼运》刘映元的《归化城的骆驼交易 》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诗词学会会员，内蒙古通俗文艺研究会副秘书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