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公益•现场快播】北京纪清远：写在纪念纪晓岚公诞辰三百周年之际

　　今年是纪文达公诞辰三百周年的纪念日。沧州、北京和乌鲁木齐三地相继组织了为这位对中华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代文宗鼎力举行纪念活动，作为文达公七世后人，深表感谢。

      纪念一位历史文化名人，最关键的是要看为什么要纪念他？他个人的价值和由此产生的历史地位何在？下边我将学习、弘扬纪晓岚文化的心得体会向各位做个扼要汇报。

                       (一)

      一代文宗纪晓岚公(以下称纪昀)，绝不是一位腐儒式的学究，承担着我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一部文献集---《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历时11年。《四库全书》在体量上是明《永乐大典》的三倍半，更是超过清康熙时期的《古今图书集成》。 编纂历代典籍并加以总结评判，就成了《四库全书》编纂者的重要工作，所以才有了共二百卷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这是文达公一手裁定的一部大型解题书目，共录10585种，171558卷。是中国古典目录学方法的集大成者。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十余年中，纪昀“始终其事”，在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中进行审定校理及撰写提要。按照西汉时期目录学鼻祖刘向的分类法，以经史子集提纲，《四库全书总目》分四大类，四十四类、大类下又分小类，小类下又分六十七个子目。每大类与小类前面均有小序，子目后面有按语，简要说明此类著作的源流以及划分类、目的理由。著录了清乾隆以前哲学、史学、文学以及科学文艺技术等各方面的文化典籍一万多种，基本上囊括了清乾隆以前重要的典籍。其规模之宏大远超前代，为我国收书最多的目录，当中的内容提要和评判，为学者研究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提供了一部翔实的书目。它是由乾隆钦定、督办的官修书目，在图书入选、内容著录、提要、评论等方面，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因为有了《四库全书》这一文化工程，清乾隆以前的很多重要典籍才得以较完整地存世。在撰写提要中，纪昀目光如炬，大识力，评骘精审，认为学术著作的功能不仅体现在“有裨于治道，有裨于实政”，但是重要的是“有益于教化”。在表扬一些这样的著作的同时，《总目》还对实政无益的，不切实切，纸上谈兵的空谈著作予以反对。比如明人吴彦文所著一书中说“大旨以道学之盛衰，定帝王之优劣。而一切国计民生，皆视为末务”。

       针对明清之际一些热衷于复古的倾向，《总目》指出《周礼》一书在“时移世变”的形势下“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认为不能一味秉承周礼而不合时宜地改制。

     在总目中提出了重要的学术批评原则，即不能“执旧文”绳新制。对于时代的变化，要摒弃僵死的旧制。在《总目.凡例》一文中提到要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针对一部清朝颜元所撰的《存治篇》提出了批评，其中大意是欲全复井田、封建及寓兵于农等做法，指出“古法之废久矣，王道必因时势。”他又说：“时势既非，虽以神圣之智，借帝王之权，亦不能强复。”也就是说“不达时变”以复古为目的是错误的。这部书虽然编入《四库全书》，但是由于文达公主张政策的制定应该顺应时代，不能因循守旧，坚持与时俱进。这些中肯的分析和批评，为后人指明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认知以及学术研究方法。

      主张对圣贤之学，明体以达用，也就是学以致用，儒生著书立说，高谈阔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这等于不切合人事了。纪昀主张“辟其异说”，“黜彼空言”，务必求有用之学。

     另外对“至明代黄谏欲使天下笔札皆改为篆体；顾炎武等人欲使天下言语皆作古音”予以批评。社会已经向前发展到如此地步，针对这类复古意识，纪昀认为，凡斯之类迂谬抑更甚焉。

徐世昌在《清儒学案》中“自有典籍以来，无如斯之博且精矣。”意思是自有修典籍事业以来，还没有像这个如此博大精深的。在《总目》整理本中的序言引用清末张之洞的一句话：“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

      近代学者余嘉锡先生虽然对《总目》的得失与价值，作了客观的分析评价，认为不可能无误，但是从大体来看，认为自西汉刘向的《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详典籍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可以说是瑕不掩瑜。他自称“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综上所概述，《总目》是以动态思维为基础的一部宏大的学术批评著述，动态思维是认识的高度，那种精神僵化的形而上学观点是被纪昀尖锐批评的，纵观《总目》，是纪昀站在思想的高度，在封建社会后期全面审视、总结和评判古典文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摒弃糟粕。湖北大学周积明教授说：“纪昀的批评观念以及娴熟运用的多元批评方法代表着中国古代学术批评的最高水平。”

                         (二)

       纪昀是清代直隶河间府献县人。无独有偶，在他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之前，即公元前171年的西汉时期出现了一位大藏书家刘德，是汉景帝之子，汉武帝之异母兄，景帝前元二年，被封为河间王，去世后谥“献王”，(献县因此而得名)。刘德对古文化宝贵遗产的保存和延续做出的巨大贡献。刘德为王二十六载，始终没有卷入政治争端的漩涡，刘德招集学士，招集遗书上朝献雅乐，对保护文化遗产起了巨大作用，其毕生精力投入了对中国文化古籍的收集与整理。《汉书》本传称颂刘德为“修学好古”，在乾隆《献县志》中把西汉时期这位面对焚书坑儒，燔炀殆尽，“于灰尽之余纂亡散篇卷，仅而复存”，抢救了无数儒家经典，他不惜重金，收集仍然散藏于民间的先秦古籍，并加以梳理和保存，使《周官》、《尚书》、《礼经》、《礼记》、《孟子》等古本得以流传，包括现今留传后世影响很大的《毛诗》和《左传》，这都是刘德之功绩。

      唐代诗人张继凭吊献王陵后，留下诗篇赞曰：“汉家宗室独称贤，遗事闲中见旧编。偶过河间寻往迹，却怜荒冢带寒烟。频求千古书连帙，独对三雍策几篇。雅乐未兴人已逝，雄歌依旧大风传。”清乾隆赋诗称赞刘德：“请书献乐甚彬彬，华表千秋景行新，令史诸侯传曾读，最心许者是斯人。”称刘德和后来的纪昀是中国文化史上两位界碑式的人物，名至实归。“前之名也，以献王德；后之名也，以文达公昀。一则于书亡之后广搜博采，使无不获之书。一则于书杂之后兼综条贯，使无不修之书。金声于前而玉振于后。”(《献县志》)

       什么是金声玉振？即金钟在前发声，玉磬于后收韵，集众音之大成。比喻博学至深乃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也。金声也者，引申为始条理也，是刘德所创；玉振之也者，引申为终条理也，乃纪昀之功。前者意在献王刘德在焚书坑儒之后，在百花凋零，他振兴儒学，广集经典，提出了“实事求是”的精辟警句。后者概括了纪昀总纂《四库全书》的学术价值。这段话形容刘德与纪昀的历史功绩是再恰当不过了。古代典籍的一位开拓者，一位总结者，书籍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得到保护与整理，献王刘德与纪昀不愧为功卓垂远，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三)

      习总书记强调：“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四库全书》既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五千年，九亿字，世界文献之最，它已经具有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和重要意义。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为今用”，加强古籍版本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及治国理政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启迪。因此在纪念纪昀诞辰三百周年之际，更好的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沿着这条文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做出新的历史贡献。

        时代在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