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盛魁崛起在归化城

作者/孙树恒

一、如何理解蒙古高原的万里茶道和大盛魁现象

最近研读了著名作家邓九刚老师的一篇文章 《呼和浩特在万里茶道上的位置》，让我深受启发，不由得联想到，作为万里茶道旗舰店、富可敌国的亚欧跨国商业贸易最大商号的大盛魁，为什么崛起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

三百年前，大盛魁商号作为一颗璀璨的商业明珠，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其崛起的原因，实则是多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尤其是著名作家邓九刚老师的《茶叶之路》和小说《大盛魁商号》出版后，将大盛魁商号从历史的尘埃里打捞出来，著名导演王新民老师把《大盛魁》电视剧搬上银幕，从而也就掀起了一场研究发掘大盛魁商号的热潮。这标志着社会价值观的转变。

一是从重农抑商到发展商业的转变，是一场历史性的经济变革。 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古代社会，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是立国之本。因此，许多古代王朝都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以维护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国家的粮食安全。这种政策在特定历史时期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稳定。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单一的农业经济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商业的兴起和发展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商业活动，人们可以交换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提高生活质量；同时，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手工业、制造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随着万里茶道等贸易路线的开辟和兴起，蒙古高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日益频繁。这种国际交流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技术的传播，也推动了商业观念的变革和商业制度的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商业成为国家适应时代潮流、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二是商业的繁荣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商业精英。他们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不懈的奋斗精神，在商海中乘风破浪，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加开放多元。除了传统的仕途之路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个人兴趣、职业发展和生活品质。商业领域的广阔舞台和无限可能，为这些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个体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随着商业精英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他们也逐渐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尊重。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导向、媒体的舆论宣传，还是公众的价值判断，都越来越倾向于肯定商业精英的贡献和价值。

三是大盛魁作为亚欧跨国商业贸易的最大商号，其辉煌历程不仅是中国商业史上的宝贵财富，更是全人类商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大盛魁商号研究发掘热潮的兴起，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这一历史悠久的城市也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大盛魁商号的发源地与辉煌见证者，归化城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商业历史，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场热潮中，人们不仅关注大盛魁商号的管理体制、经营策略、商业智慧以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更将目光投向了归化城这座城市本身。人们开始探寻归化城的历史变迁、文化特色以及它如何孕育并滋养了大盛魁这样的商业巨擘。

二、归化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大盛魁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归化城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其商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是归化城的位置，坐落在黄河河套的东北部。河套是由于北部的阴山山脉阻挡而形成的。阴山是东西向的山脉，从蒙古高原的边缘开始崛起，尽管不很高，它却迫使黄河的河道转而朝东然后南下。处于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的交错地带，在历史上不仅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相互对峙与交往的缓冲地方和过渡地带。也是中原与北方蒙古高原之间的交通枢纽。

二是归化城的位置是元朝的“腹里”，那时叫丰州。元朝正式建立驿站制度，以上都、大都为中心，设置了“帖里干”“木怜”“纳怜”三条主要驿路，构筑了连通蒙古至中亚，西经中亚达欧洲，通往叶尼塞河、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发达交通网络。草原丝绸之路既是政令、军令上传下达的重要通道，也是对外进行商贸往来的主要线路。这三条通往欧洲的驿路。其中“木怜”道属西道。在元上都附近，西行经兴和路（今河北省张北县）、集宁路（今内蒙古乌兰布察市集宁区）、丰州（今呼和浩特白塔子古城）、净州路（今四子王旗净州路古城）北溯汪吉河谷（今蒙古国南戈壁翁金河）至哈剌和林。保证物资流通，声讯传递无阻挡。

三是归化城位置，归化城建于明万历年间，由土默特蒙古族首领阿拉坦汗和妻子三娘子所建，阿拉坦汗从明朝廷得到了"顺义王"的称号和大印。他接受了汉人"王"的称号和身份后，更加巩固了归化城作为大草原和中原地区的经济纽带的地位。自明朝建城之初，归化城的管理者深谙“人才乃兴城之本”的道理，因此不惜重金，广开才路，诚邀四方能工巧匠入驻。这些匠人们带来了各自领域的精湛技艺与独特创意，使得归化城的手工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质的飞跃。无论是精美的瓷器、细腻的刺绣，还是实用的农具、坚固的兵器，都成为了归化城手工业繁荣的见证。归化城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离不开其开放的胸怀与包容的心态。这座城市始终秉持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理念，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共同参与到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中来。正是这种开放与包容的精神，使得归化城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与活力。

四是归化城位置康熙称“京畿之锁钥”。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初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上半年，康熙曾连续三次率军亲征，指挥平定噶尔丹叛乱势力的战争，并巡视塞外。在归化城地区驻跸25日。康熙帝给皇太后的奏书云：“此间河尚未冻，帐房中不须置火。天无风云，时尚暖燠”（《清实录》）。而彼时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旧城）作为“京畿之锁钥，晋垣之襟带，乌（兰察布）伊（克昭）诸盟之屏蔽，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诸城之门户”归化城一是用来监督地方，防止叛乱，即镇抚蒙古，维持边境安定。由于战略地位重要，作为进攻准噶尔的军事基地。康熙驻跸归化城期间，调遣了军队并安抚官兵和蒙古王爷。

五是归化城位置，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成为华北和蒙古高原的商贸中心。在这里，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交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氛围和市场环境。邓九刚老师在文章里谈到，围绕着归化城已经有一个分布甚广的城市群落，城市间分工竞争，功能互补，农业、牧业、制造、零售、运输、金融、外贸、加工等等，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定位，以及这个定位下的成长史，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也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向西有毕克齐、察素齐、萨拉齐、河套；向东有五路、隆盛庄、丰镇、张家口、多伦若尔；向北有可可伊力更、召河、达尔罕、四子王、苏尼特、二连、库仑、恰克图；往南有河口、杀虎口、晋中、潞州、洛阳、佘店、汉口……个个都是具有经济活力的城市。以茶叶贸易为引领，由南向北延伸形成了一个宽阔的生机勃勃的经济带。

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归化城生动的城市形象。形成了一个具有活力的城市群落，它们形同扇面铺散开来，由西往东依次是：科布多（今蒙古国西部城市）、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西部城市）、定远营、包头、河口、集宁、隆盛庄、张家口、多伦诺尔、小库仑、海拉尔、满洲里，以上所列城市犹如众星拱月一般围绕在归化城周围。作为一座雄踞黄河中游的重要商业城市，亚洲腹地的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和西部俄罗斯连接在一起的欧亚大陆就是它无比广阔的市场，就是它活跃的舞台。

这样的位置使得大盛魁能够轻松连接中原的繁华与草原的辽阔，成为商品流通的桥梁和纽带。 大盛魁商号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茁壮成长，最终成为了商业史上的传奇。

三、大盛魁商号为什么崛起在归化城

一是自明朝时期起，土默特部落的阿拉坦汗便展现出了非凡的经商意识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远见。他与明朝关内地区开展的互市贸易，不仅促进了双方经济的繁荣，更加强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正是阿拉坦汗及其部落智慧的体现，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商业合作与文化交流的典范。 在阿拉坦汗的引领下，土默特部落与明朝之间的互市贸易日益兴盛，商品种类繁多，从日常生活用品到珍稀特产，无不流通于市。这种贸易往来不仅满足了双方人民的需求，也推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 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了强大动力。 此外，阿拉坦汗还注重营商环境的营造，通过制定公平合理的交易规则、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等措施，为贸易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这种营商环境的优化，不仅吸引了更多的商人前来参与贸易，也提升了归化城的声誉与地位。

二是茶叶首次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试探。16世纪70年代之后，茶叶还是成为张家口主要的贸易物品，不过不是出口俄国，而是销往蒙古地区的。在和俄国进行茶叶贸易之前，汉人最先和蒙古人进行贸易，而蒙古人则成为后来中俄茶叶贸易的关键中介。俄罗斯人认为茶叶之路是从圣彼得堡开始的，而中国人认为它是从北京开始的。不论它是从哪儿开始的，蒙古毫无疑问是中间的关键部分。 1638年 西伯利中心地茶叶首次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试探，正式被靠近中国的俄国人介绍到俄国。浩特阔特阿勒坦汗和俄国使节在乌布苏湖畔会谈。1689年茶叶之路开通，形成东西方两大帝国之间直接的贸易和政治接触面。满清和沙俄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涅尔琴斯克条约》)，认可俄国对东西伯利亚的宗主权，并许可清朝军队征服蒙古准噶尔部占据的土地。

三是清朝许可内地商人做蒙古贸易。中国的商人们对这种机会反应迅捷。尽管商人在中国的社会阶层（士、农、工、商）中地位最低，但事实上，由于他们所积累的财富，他们拥有实际上高得多的声望。王崇古将军，是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使，总督宣府（今宣化）、大同、山西军务以及兵部尚书等职。王崇古将军的上疏："蒙古人于漠北之地生息，不事耕作，土地不生产任何物品。他们完全依赖华人来获取铁锅、布匹及丝绸。现在他们发誓不再袭击掠夺，要求建立市场以便用交换来获取他们的所需，而不用靠偷窃或抢劫。蒙古人以他们的金银、牲口、马匹、兽皮以及马毛来换取布匹、丝绸、铁锅以及其他物品……各镇各令本路副参等官，各统本支精锐官军五百驻扎市场。交易日期，大率以一月为期。"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清朝和俄国缔结了《恰克图条约》，清朝许可内地商人做蒙古贸易。因此，在蒙古高原上，沿着商队的路途出现了众多的买卖城，归化城是其中的代表性城市之一。归化城作为五路驿站的重要枢纽，也是沟通万里茶道的重要贸易城镇。使其成为清代军事驻防、经济贸易、宗教传播、文化交流等的重要枢纽。此外，清代“垦边”政策的大力推行，致使以农耕与游牧为主的多种文化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板升农业兴起后，土默特蒙古渐改食肉为主，食物来源扩大。“有麦、有谷、有豆、有黍……瓜、瓤、茄、芥、葱、菲之类，自款贡以来种种俱备。

四是藏地以其精神力量驯化蒙古，尤其要驯化不是作为臣属而是作为准盟友存在的外蒙古。其实早在13世纪，西方基督教已传入蒙古地区。但到明代，由于蒙古人普遍笃信佛教，基督教未能深入普及。后来推行藏传佛教的信徒一般都会从属于某一个寺庙，牧民可以移动，但寺庙无法移动，于是蒙古游牧民的游牧半径便被寺庙固定下来，从而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定居化；没有了高度机动性，则其对定居帝国的冲击力就大幅下降，大清以此避免当年大金被成吉思汗击溃的历史重演，所以康熙曾说一座寺庙胜十万兵。

五是大盛魁的前世今生，从吉盛堂到草原金融巨擘。其前身“吉盛堂”，作为王相卿及其合伙人的商号，早已在商海中崭露头角。然而，真正的辉煌始于商号更名为大盛魁，并将总部迁至归化城——这一北部大草原与南部农业地区之间的经济枢纽。大盛魁不仅继承了吉盛堂的商业智慧，更在商业模式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向蒙古人出售茶叶等日用消费品的做法，不仅满足了蒙古人民的生活需求，更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这一创举不仅促进了汉蒙之间的经济交流，也为大盛魁日后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满清政府控制下的蒙古高原金融活动充满了复杂性和特殊性。以旗的名义发行印票，王爷和牧民们是债务人。直到嘉庆年间，满清朝廷才正式颁发在蒙古地区发行印的执照，标志着草原金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盛魁凭借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和深厚的政治背景，成功获得了这一殊荣。随着其他商号的退出，大盛魁逐渐形成了对蒙古地区商业的垄断。票号的建立，更是让大盛魁在草原上建立了自己的金融帝国。大盛魁的印票业务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离不开其独特的运作方式。其中，“一羊三批”模式尤为引人瞩目。这一模式通过巧妙地利用蒙古王公对资金的需求，实现了对一只羊的多轮次利润榨取。而“包办进京”则是另一种重要的印票运作方式，它为大盛魁在京城与草原之间搭建了一座坚实的桥梁。

六是大盛魁商号是有龙票特权的，在蒙古高原代理朝廷收税。长城以北的草原上有着与中原截然不同的秩序逻辑。草原上降水量不足，人们只能以游牧作为主要谋生手段。这使得草原上无法像中原帝国一样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与中央财政。官僚体系和中央财政互为条件，通过官僚征收赋税，通过赋税养活官僚；而且它们的建立有一个必需的前提，即赋税征收的成本必须小于收益，这只有在人口处于定居状态，可以编户齐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游牧者逐水草而居，生活高度流动化，逃避征税太容易了，赋税征收的成本一定会大于其收益。因此草原上无法建立必需的中央财政，官僚体系也无法建立。这也是大盛魁商号为朝廷收税的理由。

七是大盛魁商号的号伙都是用的山西老家的人。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谈到，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更上的一个大转变。

八是大盛魁商号的旅蒙商和驼夫，是“万里茶道”他们是践行者、创造者。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毕生的精力创造了历史。各种道路交汇在归化城，一个宽阔的漫长、经济带逐渐形成：归化城—可可伊力更—召河—百灵庙—乌兰胡洞—乌理雅苏台—科布多；归化城—四子王旗—二连浩特—乌兰巴托—恰克图—伊尔库次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一条经济带已经国际化，对整个亚欧大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从归化城启程，20天左右可达道口。驼夫们常说的“西口到东口，再到喇嘛庙”，就是指归化经张家口到多伦淖尔的驼路。

南路主要是指到山西太原及周边地区的路线，南往和林格尔经杀虎口进入山西境内再继续南下。在归化城大的商号，人员多为山西籍，而且大商号在原籍一般设有分号，负责从中原和南方组织货源，从蒙古各地购回的活畜及肉、皮、毛等畜产品，又经这些分号往中原和南方运销。因此，南路驼队的规模虽小，但也十分繁忙。从归化城到库伦的驼道，从归化城到恰克图的驼道，归化城到乌鲁木齐的驼道。从归化城到汉口和北京的驼道，网罗整个北方。 

在历史的长河中，商业的繁荣往往伴随着城市的兴起，而归化城，这座承载着无数商贾梦想的古城，正是大盛魁商号辉煌崛起的见证者。归化城，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商业氛围，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和货物，成为了北方地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盛魁商号应运而生， 诚信为本，品质立商 大盛魁商号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因此，从创立之初，大盛魁就坚持诚信经营，以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赢得了顾客的信赖和好评。无论是丝绸布匹，还是茶叶药材，大盛魁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确保每一件商品都能满足顾客的需求和期望。 因此，大盛魁不断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努力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回馈社会，共谋发展 大盛魁商号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始终不忘回馈社会。它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大盛魁商号的崛起在归化城的几点启示

如今，随着对大盛魁商号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今的呼和浩特这座城市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它不仅成为了学者们研究商业史、文化史的重要基地，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探访，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商业魅力与文化底蕴。在这场热潮的推动下，融入万里茶道和向北开放桥头堡布局，我们有理由相信，呼和浩特将会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未来的挑战与机遇，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大盛魁崛起于归化城，其现实意义深远而广泛。

首先，它展示了商业智慧与勤奋努力的巨大力量。大盛魁作为一家商号，能够在归化城这片土地上迅速崛起并发展壮大，离不开其创始人及后继者的卓越商业眼光、灵活的经营策略以及不懈的努力奋斗。这种精神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对于当今的商业社会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次，大盛魁的崛起也反映了归化城作为商贸重镇的独特地位。归化城自古以来就是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商业氛围为大盛魁等商号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大盛魁的成功，无疑为归化城增添了更多的商业魅力，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北方商贸领域的重要地位。

 再者，大盛魁的崛起还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作为一家跨越多个民族和地区的商号，大盛魁在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打交道。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发展，更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增添了新的内涵。 

最后，大盛魁的崛起还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意义。它见证了归化城乃至整个北方地区在明清时期商业贸易的繁荣景象，为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线索。同时，大盛魁所传承的商业精神和文化传统，也为我们今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商业文明进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综上所述，大盛魁崛起在归化城的现实意义是多方面的、深远的。它不仅展现了商业智慧与勤奋努力的巨大力量，也反映了归化城作为商贸重镇的独特地位，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意义。这些现实意义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历史、把握现实、面向未来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书目：

邓九刚《茶叶之路》《呼和浩特在万里茶道上的位置》

施展：《枢纽》

艾梅霞《茶叶之路》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诗词学会会员，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副秘书长，内蒙古通俗文艺研究会副秘书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